在北京西北部的长城文化带腹地，延庆区香营乡香营村看似普通。然而，这个地名中蕴含的“香”字，却像一把钥匙，能够打开一扇通往辽金元明四代历史的大门。“香营”之名，在明清方志中已频繁出现，但对其渊源的解释往往语焉不详。或简单归为明代驻军，或推测与制香相关，或传说起源自当地种植香椿树的历史，或传说因黑峪口古道内有山峰形似三炷燃烧着的神香名“三香峰”，也叫“三炷香”，香营因此得名。总体来看，各说不一，且缺乏系统考证。
　　实际上，这个地名承载着多重历史记忆，它是辽代佛教兴盛时期寺庙经济的产物，是金元两代皇家巡幸路上的重要节点，是明代九边防御体系中的军事堡垒，也是清代边地治理转型的见证。通过对“香”字地名的深度考证，可以揭示延庆地区从“缙山”到“龙庆州”“隆庆州”再到“延庆”的历史变迁脉络。可以还原北京西北门户在辽金元三代作为“京畿腹地”，明代时期作为“边防前线”的不同功能定位，为长城沿线聚落研究提供地名层累学的典型案例。
　　一、谷物的芬芳，从“芗水”到“香营”
　　香营村位于延庆盆地东北缘，地理坐标东经116°08′，北纬40°34′，海拔517—645米。其地理特征可概括为“一山一水一通道”，是三面环山的延庆盆地门户。村北的缙阳山又名龙安山、佛爷顶，海拔1252米，是延庆盆地北部的制高点。此山在延庆历史上具有多重意义，是延庆地区重要的地标与文化象征，是黄帝重要支脉缙云氏聚居地，山顶有缙阳寺（龙安寺），山麓有缙阳观，是中国辽代以来的宗教圣山，可谓是“底定黄帝”“佛道同山”的独特文化格局。“缙阳晴岚”为明代“永宁八景”之一，“缙阳远眺”为清代“延庆八景”之一，同时历代方志均以缙阳山为方位参照，如《大明一统志》载：“缙阳山，在永宁县北十三里。”
　　缙阳山南麓有缙阳泉，泉水西流形成龙湾河，古称“芗”。【清代李诚《万山纲目》：“又东经延庆州北，妫河出其南，西南入桑乾河。又东走香营堡、刘斌堡、观头堡、周四沟堡，分一支，折西南行，走妫河南。”】元代周伯琦在《扈从诗前序》中特别记载：“州前有涧，名芗水，风物可爱。”“芗”通“香”，指谷物香气。《说文新附》载：“芗，谷气也。”《礼记·曲礼下》载：“凡祭宗庙之礼……黍曰芗合，粱曰芗萁，稷曰明粢，稻曰嘉蔬。”黍指黄米，古代五谷之一，颗粒较小，常用于酿酒和祭祀。粱指精细的小米，即粟，在古代属于上等粮食，口感优于普通小米。古人认为，祭祀是通神之事，必须使用雅言敬语，不能直呼俗名，因此给粮食加上“芗”“明”“嘉”等美称，是为了表达对神灵和祖先的虔敬。“黍”“粟”自古以来就是香营地区的特产，而且是专供皇家的贡品。元代周伯琦《近光集》：“缙山，乃轩辕缙云氏山，山下地沃衍，宜粟，粒甚大，岁供内膳。”所以异常有名。元代王逢《梧溪集》有《览周左丞伯温壬辰岁拜御史扈从集，感旧伤今，敬题五十韵》：“大口䜅移跸，庸关肃卫刁。缙云峰立晓，芗月水涵宵。儌道臣臣俊，清尘骑骑骁。”对周伯琦的“芗水”进一步做了印证。
　　元仁宗的出生地是香水园行宫，“香水园”即得名于“芗水”，因“芗水”与“香水”既同音又同意，更切实体现出“香营”的地名确有所源。元代吴澄《草庐吴文正公集》有《天宝宫碑》载：“诣奉圣州郦师所建大元宫，及缙山香水园，值车驾临幸。”此次临幸“香水园”的是元明宗。
　　“香营”之名作为地名，正式出现在明代。历代地名均非无缘无故，必有源头。根据考证，“香营”地名中的“香”，是取“芗水”之“芗”，音同意同显得更加直接，与元代的“芗水文化”一脉同流。也就是说，“香营”的文化源头，正是以谷物馨香象征神圣与美好。
　　以现代看来，“香营”之地名像是粗俗，其实是元代以来借用了《礼记》中“芗”字的高雅内涵，蕴含着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的厚重感，为“香营”地名的形成，提供了重要自然地理特征和深厚文化基础。
　　二、盛产“黍”“粟”，地名有所佐证
　　“苗乡岭”是延庆地区的重要地名，顾名思义，“苗”即古代作物“黍”“粟”的通称，“乡”可以理解为借用了“芗”的同音，也可以理解为盛产“黍”“粟”之乡。不管是哪种理解，万变不离其宗，都必然指出“香营”在古代盛产“黍”“粟”之实。
　　香营西侧的黑峪口、香营北部的金鸡口，【清代张惇德《延庆州志》：“金鸡小口（中口），在黄峪口西，系边墙倒坍，由香营通靖安堡，路狭无防守。”】都是穿越缙阳山的重要通道，东侧为苗乡东岭，是现在延庆区刘斌堡乡一带。西侧为苗乡西岭，是现在延庆区旧县镇一带。而苗乡东岭与苗乡西岭之间，必为苗乡岭，正是香营乡背靠之北山，这种“三山夹二谷”的地形，使其天然成为军事防御与交通控制的节点。
　　明万历《永宁县志》载：“苗乡秋稔，在城西北十数里外，有苗乡东西二岭，即旧城居民之北。秋成稼熟，盈郊頴栗，岂但农夫之慰，更饶军饷之需，此秉彼稡，宁无易胡笳为击壤耶。”因此明清时人多作《苗乡秋稔》诗，以表达“香营”地区的丰收和人民的安乐。
　　明代赵羾：“嘘落山之阳，风景类盘谷。泉甘土壤肥，偏宜播百谷。白雨足春耕，黄云卷秋熟。家家涤场饮，含哺歌鼓腹。”
　　明代罗存礼：“晓来十里稻花风，村北村南慰老农。白首戴天同寿考，黄风飐地又年丰。公门不遣催租吏，民俗应怀击壤翁。何处最闻风味好，葡萄缸暖酦醅浓。”
　　清代胡焘：“田家秋稔妙天工，景到苗乡更不同。大地云黄连玉宇，平畴浪白动金风。东看穫影晴峦外，西听农歌夕照中。盛世雨暘均时若，茅檐处处乐年丰。”
　　三、民间信仰沿袭，印证辽金元时期的民俗特色
　　香营地区群众认为，“香营”之“香”绝非随意命名，“香”字背后是辽金元三代长达四百余年的民俗文化积淀。香营邻近的缙阳寺遗址遗留辽代《添修缙阳寺功德碑》，（现存灵照寺），碑文详述辽圣宗、兴宗、道宗三代皇帝修缮寺庙的事迹，是辽代佛教在延庆传播的核心证据。据碑记，缙阳寺的前身为唐僖宗光启二年（886）草创的院落，因初创规模小、地位低，概称禅房院。至辽代得以振兴，圣宗统和年间（983—1012）赐名“缙阳”。
　　其产业“有地八顷六十亩”，拥有独立的经济基础，其规模为“每年筵僧二百人”，持续二十余年不断。这座寺庙的兴盛，催生了配套制香业。这一推测，辽代以来没有文献记载，但香营地区的群众也可罗列证据，形成逻辑链。一是寺庙需求，缙阳寺为大型寺庙，日常祭祀、法事需要大量香烛。二是地理条件，缙阳山区域盛产制作香料所需的松柏、草药。三是产业规律，古代寺院经济常见“寺庙+手工业聚落”模式。四是地名遗存，明代方志中已见“香营”，其“香”字应有更早渊源。因此香营人认为，辽代缙阳寺下逐渐聚集了专门制香的匠户，形成聚落，为“香营”之名进行了较早奠基。
　　金章宗明昌五年（1194），因桓、抚二州大旱，“遣使祷于缙山”，说明缙山在金代已成为皇家认可的灵山，具有国家祭祀功能。皇家祭祀必用香火，强化了此地与“香”的关联。
　　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诞生于（1285）缙山县香水园，其即位后，于延祐三年（1316）升缙山县为龙庆州，“以帝生是县故也”。修建“香水园”行宫，成为皇家园林。“香水园”之“香”，已超越实物香料，升华为皇家气韵、文化品位的象征。
　　元代实行两都巡幸制，皇帝每年往返于大都和上都。其中“东道”即黑谷辇路，路线为：大都——居庸关——缙山（车坊）——黑谷（黑峪口）——色泽岭——沙岭——上都。香营正处于“缙山——黑谷”段的核心区域。
　　元代虞集《题滦阳胡氏雪溪卷序》记载：“去年，予与侍御史马公同被召，出居庸关，未尽东折，入马家瓮，望缙山，度龙门百折之水，登色泽岭，过黑谷，至于沙岭乃还。道中奇峰秀石，杂以嘉木香草，辇道行其中。”元代宫词有：“年年避暑出居庸，北望滦京朔漠中。经过缙云山水秀，吴姬疑是越江东。”
　　元代皇帝巡幸，每30到50里设一纳钵（宿营地）。据考证，黑谷辇路共有18处纳钵，其中“车坊”是重要一站。香营毗邻车坊，很可能承担了物资供应、人员接待等辅助功能。在这一体系中，“香”的含义进一步扩展。在实物层面，为巡幸队伍供应熏香和祭祀用香也是必然。在实用层面，巡幸路上燃香以驱杂秽辇。在文化层面，满路馨香亦可代表皇家威仪。
　　元代重要人物经过缙山也会留下诗作，强化了“香”的文化意象。如丘处机《西游记》题诗：“秋阳观后碧岩深，万顷烟霞插翠岑。一径桃花春水急，弯环流水洞天心。”丘处机在缙山秋阳观醮祭，诗中的烟霞既写实景，也暗喻香火云雾。丘处机之徒尹志平《减字木兰花》：“金波玉液，除却妫川无处觅。玉液金波。一饮能教五气和。”尹志平是全真教掌教，曾随丘处机西行。其词中的“妫川”即延庆，将此地水比喻为“金波玉液”，带有神圣、馨香之意。以上道家诗文，将“香”从具体的制香产业，升华为一种文化记忆、审美意象，深深植入地方文脉。
　　元代末期，“香”在缙山地区已形成三重文化内涵。即辽金元制香产业延续，辽金元皇家祭祀盛况如一，元代巡幸事件产生“香火”意象，通过文人题咏将其神圣化。这三重内涵，为明代地名的军事化改造提供了文化基础。

民国时期的缙阳寺

缙阳之巅尽显京北山野的雄浑苍茫
　　四、明代沿袭传统，定名“香营”
　　香营所在的区域，在辽金元三代均属是京畿腹地，在元代时更是两都之间的枢纽，明代则是边防前线，清代至今是民居屯庄，政区状况的变迁直接影响了聚落功能与地名内涵。通过考古遗存印证，在香营村发现了香营城堡遗址，是明代军堡的实物证据，印证“营”字的军事属性。香营乡域内现存明代烽火台13处，其中香营村周边就有多处，构成完整的预警体系。这些考古遗存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，为地名考证提供了实物基础。
　　1368年明朝建立，延庆地区的战略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。洪武四年（1371），明太祖“徙山后民万七千户于北平”，当时龙庆州成为旷野，人口锐减的同时原有皇家园林、寺庙经济体系崩溃，但寺庙等文脉基础尚存。清代《延庆州乡土志要略》记载：“龙王庙，共二十二处……左所屯、三里庄、孟官屯、香营、小营各一，区西北……”“真武庙，共八处……香营西北……”“狐神庙，共三处……一在区北者香营……”
　　永乐十二年（1414），成祖朱棣北巡，驻跸团山复置隆庆州，设永宁县，以护卫天寿山皇陵，防御蒙古南下为战略目的。宣德五年（1430）建永宁城，设永宁卫，辖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五所，构建出“路——堡——屯”三级防御体系。
　　明代嘉靖《隆庆志》是目前所见最早明确记载“香营”的文献：“永宁卫官军守把刘斌堡屯堡、香营屯堡、缙阳寺屯堡、米粮屯堡、百老屯堡五屯堡。”香营堡城隶属于永宁卫，其定名肯定早于嘉靖年间，应与永宁卫的设立同时。遵循着长城沿线军堡的命名规律，以“专名（香）+通名（营或堡）”为命名模式。明代取“香”字为名，既保留了百姓普遍认可的辽金元时期香火不断的历史记忆，又延续了元代“芗水”美丽田园的根脉。
　　五、香营余脉，地名衍生的其它
　　透过“香营”地名的千年演变，可以窥见地区社会变迁的深层逻辑。“香营”地名的成因，最为准确的应是源于元代“芗水”和“香水园”之称，“香营”因此定名。“苗乡岭”之称。与其一脉同源。
　　明代万历《永宁县志》、清代《延庆州志》记载：“香营，金章宗诞生于此。”【清代吴廷华《宣化府志》、清代张惇德《延庆州志》、清代《延庆州乡土志要略》、民国宋哲元《察哈尔省通志》。】然而《金史》记载，金章宗生于麻达葛山，因此《永宁县志》所记为错。究其原因，金代延庆属中都路，是皇室避暑游猎的捺钵区域。香营一带凉爽宜人，金章宗确曾在此活动。《永宁县志》将“香营”与帝王诞生地挂钩，实质是借皇家传说抬升本地政治地位，侧面印证了“香营”地名在明代已具备相当的知名度，且被赋予了超越普通村落的符号意义。民间所传“香营”为制香之地，虽有缙阳寺等作为历史依据，但无确切历史文献证据，当为本地群众通过自我认知而进行推测。
　　明代万历《永宁县志》载：“香营楼，在香营。”清代乾隆《延庆州志》：“香水河，在永宁西北三十里。”“香水园城，在卫西北三十里。”清代光绪《延庆州志》：“香营堡，属永宁卫，距城四十里，有土城，设南门。东至炮儿湾五里，南至后所屯一里，西至小堡子二里，北至荆家口三里，东南至马家湾三里，西南至孟官屯五里，东北至大小泉三里，西北至缙阳寺三里。南北街一，东西街一。户三十五，口一百九十三，共地十顷二十亩，东街井二，南街井一，真武庙、狐神庙、龙王庙在村中。”
　　“香营”之名，保存了延庆地区千年历史连续的记忆，记录了边疆地区功能转型的轨迹，反映了多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，体现出地名作为地区“活化石”的文化传承功能。同时也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地方认同与文化自信，为延庆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资源，为文旅融合提供独特IP。
　　通过对“香营”的深度考证，可以还原一个村落的历史，更揭示中华文明在边疆地区“层累建构、多元融合、连续发展”的宏大叙事。保护“香营”之名，就是保护这部无字的史书。传承“香营”之记，就是传承这份珍贵的遗产。在乡村振兴与文化建设的新时代，让千年“香营”继续讲述它的中国故事，正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，也是当代建设者的使命。


　　（作者为中国长城学会会员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、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，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七届理事、延庆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）